深圳特区报：把培养冠军的担子交给社会

　　■ 吴向阳

　　盛宴落幕，关于这个夏天，关于“卓越、友谊与尊敬”的奥运记忆，从此根植于我们内心。

　　从北京到伦敦，中国奥运健儿又走过了一个奥运周期。3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二的成绩，见证了中国体育人的汗水、执着和努力。

　　从1984年的洛杉矶到今天的伦敦，伴随着中国力量在国际奥运版图中的崛起，国人开始逐渐看淡金牌的数量。转而看重的，是金牌的“质量”。

　　在伦敦奥林匹克水上中心，孙杨一举夺下两枚金牌，实现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赛场上历史性的突破。有网友在弹冠相庆之余，为孙杨算了一笔账。算上近两年长期海外集训、外教薪酬、医疗、饮食保障等，孙杨辉煌夺金的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财力支持。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曾取得骄人成绩的体育举国体制的反思一直存在。举全国之力，在竞技赛场上掠金夺银，但对于群众体育的投入却进展缓慢。很多理性的声音发出疑问，这样的局面是否与真正的奥运精神背道而驰？本该弘扬人类“参与、进取、卓越”精神的奥运金牌，是否变成了一种政绩工程？

　　矛盾客观存在。但无论是看待成绩还是问题，我们都应该站在历史的背景之下。中国运动员的培养、选拔机制，脱胎于前苏联的专业体制。在国力尚弱，社会财富匮乏的时代，这种国家包干的专业体制的优越性，无可比拟。

　　然而，当社会进步，物质财富丰盈，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认知，从充当观众转变成积极参与时，沿袭至今的，将竞技运动与群众体育完全剥离的做法，就显现出其弊端。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中，所有的人财物都倾斜在极少数尖子运动员身上。运动人才的选拔也完全按照这个体系所制定的标准。人们希望参与运动，却难以得到场地、教练等资源。有天赋的体育苗子，也会因为不符合刻板的标准，而被埋没。

　　对于矛盾的解决，国外运动员的经验值得借鉴。

　　无论是美国泳池传奇菲尔普斯，还是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在平常，都是靠比赛成绩吃饭的职业运动员。作为职业选手，自己料理自己的衣食住行等一切事务。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对投资人或俱乐部负责，成为生活和训练中的第一原则。而国家的体育部门或协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公平的选拔机制。在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来临时，选出最为优秀的选手，为国出征。

　　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早已发展成为一个集选材、训练、科研、营养、康复、医疗于一体的，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一个运动员从选拔到出成绩，需要巨大的财力投入。而运动员在赛场上获得成功之后，而收获的商业回报，也令人咋舌。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间资本日渐强大。但投资渠道狭窄，出路不畅一直是困扰民间资本的痼疾。有鉴于此，国家在铁路、电力等传统的垄断领域已经开始逐步对民间资金放开。而对于传统封闭式的竞技体育体系，引入民间资本，将培养冠军的担子交给出社会，也走到了一个可以顺势而为的节点。

　　把培养冠军的担子交给社会，相关部门能否放权是关键。从专业体制变为职业体制，体育部门不再干涉运动员平常的训练、比赛，尊重运动员的平等地位，变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这种转变，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在足球项目上，作出了从专业向职业转型的尝试。但由于作为行业领导部门的足协，不肯彻底放权，管办不分。既当规则制定者、市场管理者，又直接参与经营，直接导致中国足球非但没有实现提升，反而日渐沉沦。足协内部也弊案丛生。

　　把培养冠军的担子交给社会，需要在制度上保障投资人的权利。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对于竞争惨烈的竞技体育，高风险是不争的事实。选择培养一名选手，最终出不了成绩，投资人极有可能血本无归。所以，我们要允许培养出顶尖运动员的投资者，获取高额的回报，确认投资者在合同期内对运动员“产权”的拥有。用制度保障鼓励资本投入，而不是犯“红眼病”，出了成绩就伸手摘果子，充当自己的“政绩”。

　　把培养冠军的担子交给社会，我们需要建立公平的选拔机制。在国家荣誉的感召下，用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作为运动员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选手商业附加值的平台。只有在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下，投资者才会专注于运动员的选材培养，科研力量的投入，而不必把精力耗费在托关系找路子上。

　　可以期待的是，在公平的资源配置与竞争体系下，一名由民间资本培养的奥运冠军的诞生，将会实现国家荣誉、运动员自身价值、投资人回报、民众认同等诸方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