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去伦敦，听上去就是一件磨练人的事情，除了省吃俭用，还要自带不少装备；除了风餐露宿，还要警惕蟊贼的光顾。整个过程中，队伍里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团队凝聚力在矛盾中经受考验，一些队员也逐渐理解了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两队长无缘欧洲段骑行 欧洲行新队长国内险掉队

　　晨报记者 朱俊

　　皮肤黝黑的吴瑞林和向雷在我对面坐下，拿起菜单，几乎没怎么翻看，每人点了一份盖浇饭，然后就盯着我看。我问他们：“你们不点几个菜吗？”他们摇摇头，指了指旁边一桌的队友，“这些天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能填饱肚子就行，然后抓紧时间休息，接着 再 出发。”

　　在大多数时间里，除了几次当地有热心人接待，所有队员基本上都靠着这样简单的方式填饱自己的肚子，天黑了就在当地找个最便宜的旅店，每个队4个人开1个房间，每张床上都要挤2个人，用最低的成本，完成了一个半月的行程。“2000块左右吧，”说到这一个半月的全部开销时，瑞林给出了一个令我惊讶的数字，“等到我们从上海飞罗马时，你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的人说一下，尽量让我们多托运一些行李？欧洲的消费很高，我们想尽可能地多带一些干粮之类的必需品，还有露营用的帐篷，行李估计肯定得超重。”

　　即便是在国内，队员们每人也至少要带上两个驮包，每个驮包重量都有三四十斤，一个装衣服和生活必需品，另一个则主要是装设备，还有专人负责携带电脑、相机、龙卷和游学护照这些纪念品。也许你想象不到，在这些行李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竟然是吹风机——在很多小旅馆，根本没有洗衣机、烘干机，晚上洗完衣服睡上一觉，第二天一早就要赶路，队员们根本没时间等衣服自然干，只能拿着吹风机加速水分蒸发，不然两三件衣服根本来不及换洗。

　　说到了杨思思，就不得不提及车队在长沙时所遭遇的意外。

　　5月4日，车队抵达湖南长沙，下午去了橘子洲头，参加一个书法家的书画展，为准备带往伦敦的龙卷提写书法龙字，晚上回到房间突然有人发现，自己的行李被动过了，众人一查之下，发现丢失了两台笔记本电脑，队员琼姨的一只背包和三本游学护照。琼姨说，她包里除了家中的钥匙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瓶从加拿大带回的90度防晒油，那可是全队的宝贝。

　　“当时我们是住在长沙大学城的一个私人小旅馆里，类似于招待所那样的，条件很一般，晚上活动回来发现失窃了，但是房门的锁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很可能是有钥匙的人作的案，我们当即就报了警，”杨思思对我回忆道，这名暨南大学应用心理学人类资源管理方式专业的研究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她的笔记本电脑里除了沿途的照片、新闻稿之外，还有即将完工的毕业论文，“这对于我的影响非常大，几乎可以这么说，这次失窃导致了我提前离队返回广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无法继续前往伦敦，这对于我而言可能是终生的遗憾。”在杨思思的电脑中，除了已经成型的毕业论文，还有大量通过调查研究所搜集的数据，尽管她手头留有论文的初稿，但这些数据的遗失，使得她无法对论文再进行深入的修改，尽管她的导师知道这一情况，可负责答辩的老师却铁面无私，“当时真的让我对于论文答辩都失去了信心。”

　　为了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尽一切可能找寻回失窃的物品，大伙儿讨论之后，决定在刚刚被评为“全国最幸福城市”没几天的长沙多停留一天，骑车前往东方红广场绕行了一圈，在那里留下了“长沙！长沙！请别让我们丢失幸福感！”的呼唤。但是很遗憾，直到车队不得不离开长沙赶往下一站，案件还是没能得到侦破。

　　无独有偶的是，在欧洲行中，车队又遭到了同样的挫折。抵达罗马后没多久，队伍中就有人丢了电脑和相机，就在几天前，被大伙儿亲切地唤为“红姐”的另一位阿姨，又在费拉拉的饭店门口被偷了自行车和行李。意大利警察不懂英语，双方陷入了沟通障碍，所幸饭店老板请来了华人翻译，这才完成了报案。而酒店巧遇的温州华侨，又热心地帮助“红姐”买到了价格适中的二手自行车，队伍这才得以继续前进。这一小小的帮助，让琼姨感慨：在国外遇见亲人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