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张玮

　　昨天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出来，接我的司机是中国辽宁人，姓郭，很健谈。途经泰晤士河上著名的塔桥时，他对我说：“哥们，知道吗？前两天一个出租车司机从这里跳下去了。”

　　原来，两天前伦敦数百名出租车司机举行集会，抗议设立“奥运专用车道”影响他们的生意。出租车行业本是“奥运经济”的受益典型，司机们举行抗议，其实是伦敦“纠结”的缩影。

　　“我的不少英国朋友举家出去休假了，逃避奥运会期间的嘈杂喧闹。”郭先生告诉我，“但我的另一帮英国朋友，会花3个小时排队去领订购好的奥运门票，只为看一场体操比赛。”

　　“纠结”还体现在政府层面。一方面，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伦敦可谓“抠门”到了极点：2.5平方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内，98%的建筑材料是可以回收利用的；可以容纳8万人的“伦敦碗”主体育场，5.5万个位子是临时搭建的；手球和篮球共用一个场馆……另一方面，政府对奥运振兴经济充满期待。

　　“那你喜欢奥运会在这里举行吗？”我问郭先生。在英国已定居10年的郭先生犹豫了很久，“纠结，纠结啊！”

　　（本报伦敦7月25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