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波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在即。作为上届奥运会东道主、金牌总数第一的中国，本应踌躇满志继续争当主角，但从中国奥运代表团、整个中国体育界到国内民众、舆论，对本届奥运会的关注却异常低调，丝毫不见以往历届奥运会、更莫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那种强烈的期待和高涨的热情。

　　显然，奥运会在中国人心目中曾经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人们当然希望中国运动员在奥运大舞台上升国旗、奏国歌的场面多多益善，不过，对金牌能够带给自己和国家的意义已经有了越来越不同的认识乃至反思。中国体育的奥运战略，直至整个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再一次——或许是最重要的一次——借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举办之际，凸显且发酵。

　　“无与伦比”的51金不可复制

　　在对奥运会态度发生微妙改变的所有中国人里，直接担负奥运备战任务的中国体育界，低调的表层原因最为直白：中国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不可能拿到他们四年前在北京奥运会拿到的那么多金牌了。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代表团金牌总数持续上涨的趋势，肯定将在2012年的伦敦中止——如果不是终止的话。

　　其实，对这一点，中国体育界高层四年前就心知肚明。北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夺得51枚金牌高居榜首，比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多了15枚，优势十分明显。从奥运会金牌榜位次的变迁看，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28金列第三，2004年雅典奥运会获32金跃居第二，而2008北京奥运会则创造了获51金、净增长19金的惊人纪录。可这51金，是中国体育界乃至整个国家倾尽全力、甚至透支了未来资源，并将东道主之利施展到极致这一前提下的特殊产物，无法持续，不可复制。

　　为创造夺金纪录、坐上本土奥运会金牌榜首把交椅，中国运动员得到的来自国家、地方人、财、物力的支撑，在百年奥运史上都是空前的。社会各界纷纷为备战奥运会大开绿灯，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办奥运。优势项目人才的选拔、训练、热身和生活条件都是最好的。非优势项目，则斥巨资聘请最优秀的外籍教练，长时间在国外集训。有些项目青黄不接，不惜把已经退役的老将们请回来，重新披挂上阵。有的新加入奥运会的项目，包括一些中国此前并不开展、没有专业运动队的项目，则迅速组队、大力投入，将其发展成优势项目。比如蹦床，列入奥运会项目后，其他国家都是业余选手参赛，而中国专门成立男女国家蹦床队，从优秀体操运动员里选拔好苗子，进行全天候训练，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一支蹦床专业队……中国对奥运选手夺金后的奖励承诺也是空前的：巨额奖金，动辄价值上百万、数百万的住房，运动员个人及其教练、相关部门官员记功、授予荣誉称号并提拔职务，亲属优先安排就业、职位，以及其他形式的极其丰厚的物质奖励。这些奖励加起来，本身便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当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没有说“这是一届最好的奥运会”，而是说“这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时，我们不妨理解为，他指的既是这届奥运会几近完美的筹备和组织，亦是中国运动员用无可复制的方式谱写的金牌奇迹。

　　可是，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切便画上了句号。大批外籍名帅未能得到续签合同，退役老将余热发挥完了重新告别赛场，新一茬运动员的培养和成长条件自然不能再跟备战北京奥运会时相比，名利双收的官员和教练在经历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搏杀之后，也缺乏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一次的动力。而那些职业化和市场化程度高、影响力大但却是中国体育短板、软肋的主流和基础项目，如三大球和田径、游泳等大项，本来单靠举国体制就无能为力，北京奥运会后投入减少、关注度骤降，不出所料地迅速滑坡……这种种因素相加，中国代表团在伦敦奥运会上夺金能力的急剧下滑势在难免。

　　然而，对以金牌为政绩的中国体育界之外的社会各界来说，中国运动员在伦敦能拿多少金牌并不是民众、舆论和专业人士关心的焦点。人们思考问题的重心，早已超越金牌，向更广泛、更深入的课题转移。中国的奥运战略向何处去？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何时才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后奥运时代”何以姗姗来迟

　　既然不可复制，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的奥运战略、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即迫在眉睫。可惜，北京奥运会至今四年，又一个奥运周期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改革迹象。所以，中国体育界内外对伦敦奥运会的格意低调，与前进方向的不明确息息相关。中国体育金牌至上的奥运战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谋划和准备了十几年，依旧出台无期？

　　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意向，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基本路径是，以改革、开放精神，跟上国际体坛发展的潮流，逐渐改变举国体制下专业体育一统天下的状况，在大力发展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的基础上，条件成熟、市场和商业潜力较大的部分主流项目如足球、篮球等尽快走向职业化，最终达到通过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增强国民体质，通过职业体育开拓体育产业市场、提高主流项目竞技水平，政府只扶持个别有必要保留但民间和市场养不起的传统、优势项目，这样一种近乎于回归体育本质的形态。为此，1993年选定足球作为职业体育试点项目，推出中国男足职业联赛，不久后又推出中国男篮职业联赛。按当时的规划，体制改革要在本世纪初期基本形成框架，职业体育要从足球、篮球向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田径等大项延伸，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体制则初步铺开。后来，2001年7月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了集全国之力办好奥运会，体育体制改革的时间表相应推迟到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也就是说，北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之际，就是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开始恢复之时。

　　但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四年了，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迟迟不能重新启动。原因既复杂又简单：当初痛下决心提出体制改革，背景是国民经济落后，无力维系举国体育体制所需要的巨额投入，金牌至上战略则导致竞技体育与国民体质严重脱节。在大众体育和职业体育发达的欧美体育强国，体育不仅不需要花国家的钱，其产业化的成熟模式还能充当国民经济的支柱，创造丰厚的利税和大量就业，而我们举国体制下的体育只花钱不赚钱，体育精英化又难以拉动就业，因此，中国体育界内外对走进死胡同的专业体育“再不改就没有出路”这一条是有共识的。然而，从改革暂停到北京奥运会结束，这一期间中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保证本土奥运会的成功，国家对体育的投入可谓不计成本，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又给中国体育界挣足了面子。危机感没有了，旧体制带来的既得利益日渐变成改革的阻力。尽管竞技体育与国民体质脱节，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化萎缩，职业体育停滞的恶果愈发严重，改革半途而废还连累了率先启动改革的足球、篮球等主流项目向“伪职业化”沦落，但这些深度和长远的危害往往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存在的，短期内不易成为倒推改革加速的动力。

　　目前，中国体育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以高瞻远瞩的境界和胆略推进改革，“后奥运时代”就将给中国体育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独到的生机和活力。若依然踌躇不前、贻误改革时机，矛盾和问题再累积下去，中国体育的生存环境会日趋恶化，发展后劲严重匮乏，前景不容乐观。或许，这正是面对越来越近的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人的纠结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