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奥运与政治无关。但有些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比如眼下,声称非政治化的国际奥委会(微博)拥有比联合国还多的204个团体会员,并拥有5亿多美元的流动资金。
体育运动以肢体运动为基础,具有非意识形态属性。但体育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就是让人们在自然自觉的互动中增进情感和认同,进而达成相互理解。所以体育恰恰可能成为政治体之间最好的交往桥梁。1971年的“乒乓外交”及此后的很多类似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年顾拜旦为拯救法国青年和阻止欧洲发生战争,最终选择了复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而不是其他活动来践行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他在1892年发出的《奥林匹克宣言》中写道:英国人环游世界喜欢带上网球拍和《圣经》,德国人移居国外则喜欢带上酸菜和体操。于是他发出倡导:向国外送出划桨选手、赛跑选手和击剑选手吧,这将是未来的自由交往,一旦这样的自由交往成为古老欧洲的风尚,和平事业将获得崭新而有力的支持。
他把体育运动与和平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这种通过体育实现世界和平的强烈而鲜明的政治主张,顾拜旦设计了带有五环标志的奥林匹克旗,将升国旗和奏国歌这种具有强烈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程序固定在奥运会的仪式中。
当然,顾拜旦并没有特别强化奥运会上的政治意识,比如国际奥委会迄今没有官方发布各届奥运会各国家或地区代表团奖牌榜,那都是媒体和其他好事者所为。
顾拜旦的指导思想延续至今,从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指导思想看,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俨然已经是一项具有鲜明政治目的的国际社会文化活动。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受到国际政治的严重干扰。冷战时期美苏的争霸乃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争夺,都曾经使得现代奥运会风雨飘摇;1972年慕尼黑血案,上演的就是一幕政治绑架奥运会的惨剧;1984年、1988年两届奥运会先后因政治原因遭受抵制。奥运和政治如此密切相关,可以说,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争端和意识形态隔阂的时代,奥运不会得到政治力量的强力支持,而一个军事斗争和战争频繁的时代,则注定奥运会难以顺利举行。
在当前,国际体育总秩序和总规则的制定者主要是欧美人,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90%在欧洲和北美,其负责人60%以上也是欧美人。而《奥林匹克宪章》中强调要消除国家、种族、肤色、性别等多种歧视,其实也表明各种歧视的普遍存在。东方国家要参与奥运会,并力争在其中取得发言权乃至决策权,必须拥有清醒的头脑和睿智的策略,有理有利有节,方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笔者以为,眼下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夺取更多金牌,而是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民族情怀的国际体育人才。这个问题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而非仅仅由体育部门层面来承担责任。
让我们不要简单停留在“奥运与政治无关”这样虚幻的口号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英文直译包含有“游戏”的意味,而要把握好这一游戏规则,实在需要很多政治智慧。▲
易剑东 作者是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