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自传:参军阴差阳错 国家队小辈住潮湿地下室

　　我从军这件事，就是阴差阳错

　　1995年，我第一次拿到全国少儿比赛的男单冠军，当时特别高兴。虽然只是个业余比赛，但好歹是全国范围的。我以为这下肯定能进福建队了，结果来看我比赛的，却是八一队的教练。所以，我从军这件事，就是阴差阳错。

　　我那时根本不了解八一羽毛球队，不知道八一队有过什么成绩，出了哪些优秀的运动员，脑袋里一片空白。不像那个年代一讲到福建队，都知道他们是全国羽毛球锦标赛男团七连冠。最初，甚至连国家队基地都设在福州。可见福建的羽毛球在全国有着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福建队没有要我。没等我弄明白，就这么去八一队报到了。我领到的第一套军装已经是最小号了，可还是大得像麻袋。我那时的个子不到一米五，还没发育呢！可只有大人的军装给我穿。我记得妈妈帮我把裤脚挽进去好多，才算勉强走路不绊脚。

　　进了八一队，就从体校的半天上课、半天训练变成了全天训练，读书的时间很少，训练也比体校更专业。在八一队的前两年，我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人夸我，觉得这小孩不错。我练得也挺用心，进步很快，又是左手持拍，自我感觉非常好。但现实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的竞争对手不光是1983年出生的这一批队员，还要跟1982年、1981年出生的在一起竞争。这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外面的世界还很大。

　　1996年和1997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我基本上就在第6到第8名之间徘徊，并没有一出道就拿冠军，根本没有，甚至有的时候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这时候我发现，前一年我还觉得自己多么了不得，可怎么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正离国家队的大门越来越远。

　　八一队只是一个小山头，去了全国锦标赛我才发现：哇，原来羽毛球打得好的人这么多啊！而且很多人还不是所谓的世界冠军，只是些我不认识的、叫不出名字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

　　在国家队的地下室里，我是一个“插班生”

　　2000年，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然而，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

　　现在想来，这太好理解了。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很调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听话。所以，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还感到挺伤心的。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等到下一次再选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说白了，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那时他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搭个“末班车”，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这之后，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其实，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为高主任争一口气。两个月后，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我拿下了男团、男单两项冠军。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别人肯定会觉得，我这个“插班生”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还好，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

　　就这样，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刚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当时每天练完，就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很吃力，特别累。

　　手机算得上是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买手机。临行前，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机。你就记住这两条。”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没有手机，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

　　那次世青赛，虽然我们拿了男团冠军，我是第一单打，但是单打半决赛我输给了小鲍，小鲍在决赛中又赢了索尼，拿到了世青赛男单冠军。在我们同年龄的选手里，一下子杀出重围，成了我们中间的“高帅富”。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已经忘了，但那时的号码一直用到现在，从没换过。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而且还不是彩屏，都要3000多块钱。所以，手机算得上是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要站在床上面，把手举得老高，等短信发出去了，再放下来。

　　不过，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也有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而是用上了洗衣机。小时候在八一队，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大队员的。吃完饭，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但是这种“以大欺小”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也不会谁欺负谁。进国家队12年，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惟独洗衣粉，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结果，总是不出两天，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国家队的洗衣粉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

　　就这样在国家队待了一年半，转眼第二年的全运会在广东举行，我代表八一队出战。八一队的团体实力不强，反正就一场一场打吧！男单比赛，我放卫星似的进了决赛，对手是湖南的罗毅刚。这时候南京军区的很多领导就都飞到广东来看我比赛了。

　　那时候，连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没想过我能进决赛，而且第一局还赢了。虽然后来以1比2输了，但我已经很开心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它们才能变成你自己的财富。至少在2001年的全运会上，我是同年龄组中收获最多的，无论是成绩、赞美，还是自信。

　　带着全运会男单银牌，我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而我的职业生涯，也像坐上了云霄飞车一般，开始往最高点攀爬。

　　我老是第一轮就输球，所以有个绰号叫“林一轮”

　　从2001年开始，我逐渐登上国际赛场的舞台。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就是马来西亚公开赛。那次我跻身前八，在8进4的时候输给了马来西亚的王友福。

　　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挺高兴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以前的那些师哥，刚出道时也有前两轮就输球的，所以能进前八我很知足。在下半年的广东全运会之前，我已经打进过丹麦公开赛的决赛，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际羽联为了加快比赛节奏、缩短比赛时间、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将每局比分改成7分，试行了一年多。2002年下半年，这一改革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认为羽毛球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反倒成了体力与力量的大战。结果，7分制就此终结，国际羽坛又回到了15分制的天下。

　　15分制得以“复辟”后，对我的打击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下从7分改到15分，我还没能调整过来，连续三站比赛都是第一轮就输了。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有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几乎都是第一轮就被人斩落马下。这时候，我的心态开始失衡，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有点害怕比赛。怎么第一轮就输了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点想不通。

　　因为我老是第一轮就输球，就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林一轮”。这时候，倒是有不少八一队的队友经常打电话给我，或是发来短信说：“比赛是这样的，你刚出道的时候走得太顺了。原来那些大队员不也是从第一轮过来的吗？这很正常。你就从头再来，努力加油呗！”他们这样开导我，我也不那么消沉了。

　　“被雪藏”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迎来了复出的机会

　　在那段日子，国家队教练帮助我的惟一办法，就是不让我打比赛了。我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比赛可打，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被雪藏”。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我也因此错过了2003年初的全英公开赛。这可是每年初国际羽坛最重量级的比赛。我像是跟自己斗气似的，每天就是埋头苦练，而我身边都是一些同样没有比赛机会的比我更小的队员，但埋头训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随后紧接着到来的日本公开赛，我终于迎来了复出的机会。我像是一头被困多时的斗牛，横冲直撞，一口气杀进了男单决赛。而且，在来到冠亚军决赛之前，我的每一场球都打满了3局，可以说，之所以能进决赛，完全是硬顶下来的。正是在这次日本赛中，我不仅战胜了自己的心魔，而且有种突破瓶颈、茅塞顿开的感觉。

　　虽然最后决赛输给了师兄夏煊泽，只拿到日本站的第二，但这个亚军对我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我迷茫、徘徊了大半年，突然又重新找到了比赛的感觉，而且坚定了自己训练的方向。

　　摘自《直到世界尽头》(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林丹/著 凤凰出版社